在2026年10月初，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约1.69%，比日本低出近1.5个百分点。这一现象透露出什么信息？市场的反应显示，投资者普遍预期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将处于低通胀乃至通缩的环境中。最近在五道口金融论坛上，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如余永定、姚洋和李迅雷纷纷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在物价和利率都处于低位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加大债务发行的力度，通过扩张财政来刺激经济，并不必过于在意内部债务，因为“左口袋欠右口袋”。这种思路在理论上看似合理，但在当今的中国，这种解决方案似乎并不适应。我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债务不足，而在于六十多万个村庄中数百万亿的乡土资产因制度原因被束缚，无法转化为可供居民支配的现金流。根源在于这些“沉睡的财富”，而非“欠缺的债务”。

首先，看看债务的情况。根据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赤字率设定在大约4%，赤字额达到5.89万亿，比前一年增加了2300亿元。此外，还有超长期特别国债及地方专项债的结合使用。从中央、地方到显性与隐性的债务综合来看，中国政府的债务对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0%，并有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这一绝对水平在国际上相对保守，与日本260%以上的比例相比显得不算高，但真正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其边际效率——每多发一块钱债务，能带动多少持续的消费和真实的订单？我的看法非常直接：过去三到四年间，边际效率显然在降低。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率逐步下滑，专项债务拖欠的问题频现，地方融资平台的借新还旧已形成习惯。再继续往这个方向加码，就像给一个已经吃得过饱的人再塞饭。

所谓“内债与外债不同”，这说法只对了一半——内部债务确实不会直接引发汇率危机，但每年数万亿的利息却是从财政预算中实际扣除的，每一分支出都来自于教育、医疗、养老和农村的支持。政府今日多借一元，明日人民的公共服务就会减少一元，这并不是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而是当代政府与未来纳税人之间的借贷关系。

更重要的是，当前的资源分配结构。债务资金的流动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发债后向地方分配，地方再分配给平台公司，然后再给总承包商，而总承包商再往下分。这一过程下来，最终能转化为普通家庭稳定现金流的部分非常有限。你见过哪个农村家庭因为专项债增加而敢于取出存款购买汽车或翻修房屋吗？没有。资金在上层循环，而基层的资源依旧干涸。因此，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令人困惑的局面：虽然广义货币M2存量已突破330万亿，社会融资规模接近400万亿，但居民的消费物价指数却始终未能上扬。货币并没有减少，反而无法有效下沉。

那么，问题就来了：资金为何无法下沉？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居民——更确切地说，是中国五亿多的农村户籍人口，缺乏的并不是现金流，而是资产转化为资金的渠道。城市居民为何敢于消费？因为他们手中的房产是“活”的，可以进行抵押贷款、二手房交易或者出租，这样就能获得财产性收入。而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水面以及集体经营性资产——这诸多资源加起来保守估计在数百万亿量级——虽有所有权证书，为何却不能跨出村庄进行抵押借款，转为流动资产。这其中有个被许多人忽视的细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涉农案件白皮书的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内，全国法院受理的宅基地相关纠纷年增幅达到接近两成，其中流转效力、继承资格和翻建审批这三类案例已占据七成以上。深思其中，起诉的人并非农民突然变得好争，而是因为土地和房产的价值提升了，却偏偏无法顺利变现。

法律目前明确规定，城镇户籍子女可以继承父辈的农村房屋，但依据“房地一体”原则，仅能保持现状，不能进行改建，若房屋倒塌超过两年，宅基地结构也会被集体收回。换句话说，对继承人而言，房屋如同随岁月而贬值的消耗品，而非可运营的资产。因此，我们能理解为何内需无法复苏。农民并非不愿消费，而是缺乏可持续的现金流来源；他们并非不愿投资，而是手中资产无法转化为信用。缺乏支撑的两条腿，自然无法大步前行。不论如何增加货币投入，亦或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若这些“冻库”不打开，内循环就永远无法启动。

那么，正确的解决方向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应当将货币发行的基础，从未来的税收，逐步转向眼前真正存在的乡土资源资产。一个可行的方案是：由国家出面设立专门的农村土地银行，以全国各地村集体掌握的土地、森林以及集体经营性资产作为价值基础，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投放大约20万亿的种子资本。在每个村集体内部，则设立一个成员共同负担的资金互助社，农户可以用承包经营权或集体分红权作为抵押，从本村互助社借款。为什么必须是“村内互助”，而非简单将银行搬到农村？因为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流转已有法律限制在集体成员之间，若脱离熟人社会的信用约束，这些资产可能既无法激活，激活后又快速外流，最终导致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散乱。因此，建立这样一个农村自有的金融体系不仅能激活闲置资产，还有助于推动乡村经济的复兴。 20万亿的种子资本能够撬动出多少流动性？值得深思，这是一个全新的机遇。